这一群学生中，戴玉宏、史江一和马晓华是我最好的伙伴（我们都属于牛）。
戴玉宏其貌甚帅，眉中有一根白毛闪闪发光，因此号称“白眉鹰王”。“白眉
鹰王”武功了得，是我软件产品的核心开发人员，我们合作最深最久。后来我开公
司，他就从广州辞职到杭州为我助威，令我感动不已，可见读大学时期我们有多
铁！戴玉宏有一次打饱嗝，整整打了两天两夜，我差点心疼死。
我尚未发迹之日曾与戴玉宏在校园里卖花，无人问津，就请电子工程系的鲁洁
救助。鲁洁温柔貌美，她一言一笑尤如春风吹拂苏堤的杨柳，令人心里一荡再荡。
顷刻间就有男生围观，有人看花，有人看“贵妃”，鲁洁一走，我和戴玉宏可怜得
就象两根蜡烛。鲁洁读大学时调皮捣蛋，到四年级时还不太会编程。她的本科毕业
设计是仿真“雷达跟踪飞行物”，程序基本上全是我编写的。我已记不起用了什么
公式，只知道每次计算后都弹出一个对话框“报告长官，击中目标”。鲁洁毕业后
到深圳的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几年一过，她成了行家。再与她交谈时，我只有听的
份，象鸡啄米一样点头。
史江一和马晓华都是狭西人，和马佩军一样厚道热情。史江一性格稳重，属于
“你办事我放心”的那类人。我对微电子专业一窍不通，全靠他帮我混过实验这一
关。后来我开公司失败，陷入经济危机，就把希望工程的一个小孩托给了他。
马晓华是我最不放心的人。他常常为别人做事情，但热情过头就忘了自己的事
情。有几个不道德的学生就利用他的这个缺点，经常使唤他，并且借他的钱不还。
马晓华喜欢为那些人“卖命”并且挨训，他总是在受虐待够了的时候再跟我们嘀
咕，我们实在气不过，只好对着他的屁股追加一顿拳脚，并给他一个绰号“受虐
狂”。但愿他找个好老婆，我可以早日放心。
我们这一群小伙子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她叫姜姗，是她班里的四大美人之
一。我们不仅没有争风吃醋，而且心甘情愿地让她坐遍每个人的脖子。姜姗小姐5
岁时她爸姜晓鸿成了我的同事，我们经常一起去钓鱼，亲得象一家人。姜姗喜欢大
喊大叫，声音高过帕瓦罗蒂，我们教唆她喊她爸“姜球球”。
我常带姜姗到小炒摊去吃女孩子不敢吃的东西，并哄她：“世上最好吃的东西
是鸡屁股。”
她无师自通地加上一句：“世上最好听的屁是鸡放的屁。”
我常想着将来生个儿子并把他培养成天才，但如果能有姜姗这样的女儿，不要
儿子也罢。
在本科三年级我第一次参加“星火杯”竞赛并获得软件二等奖后，马上成为低
年级学生眼中的明星。我义务当上了一年级学生的上机辅导员。一天晚上我巡视机
房，一女生请求帮助。
我见屏幕上空白一片，根本没有一行程序，十分疑惑地问：“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她把书往我手上一塞说：“这些作业你帮我做。”然后就自个
子跟她的同学玩乐，把我撇在一边，似乎我辛辛苦苦地学习就是为了给她做作业。
我定神对她细看，发觉她简直就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再世，顿时心就
“突突突”直跳。当天晚上我没睡着，接下几天的课不知所云。在选修课《操作系
统》考试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超短信：请快寄钱来，我谈恋爱了。我交了白卷直
奔她去。
我的初恋只有两个月，却让我思念了8年。她离我而去时没有任何理由，而我
却失魂落魄。在我本科毕业前的18个月里，白天我狂热工作强作笑容，夜深人静时
心痛如刀割而无法抑制。没有人为我“疗伤”，我是硬挺过去的，这一段经历使我
日后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后来我开公司的失败虽然对信心有所打击，但根本无痛可
言。
我们分手后并未成为陌生人，就象两只刺猬，离得远了就有点留恋，离得近
了，就刺着对方。认识她时我虽然已略显才气，但并不具备成熟男人的魅力，很多
事情我并不知道怎么去把握。有时“喜欢”并不能成为“爱”，感情也许是永远研
究不透的学问。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有了一群生机勃勃的朋友，感情的伤痛被淹没了。朋友堆里
夹着一位女生，她文雅而富有气质。平日里无拘无束，大伙戏称她是我的秘书。我
的言行举止和穿着都经过她的调教，俩人出双入对，十分亲近，不知不觉有了感
情。别人已经把我们当成恋人，我和她牵着小姜姗散步时，简直就象天堂里的一家
人。
可是我当时着迷于事业，认为自己不久将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鉴于史玉柱在
创业时就离过婚，所以我认为感情是事业的累赘，两者不可得兼。
更糟糕的是，我和第一个朋友藕断丝连，偏偏她俩是同班同学。我知道脚踩两
只船没有好下场，可我的的确确同时喜欢着两个人，并梦想她俩能合二为一。我情
愿被人指责，也不愿掩饰真实的感觉。有时她俩一同走过，我站在路上丢了魂似的
看着俩人的背影，任凭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
我和第二个朋友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她毕业后我曾坐火车千里送鲜花给她，
让她感动过。而我固执的性格和对初恋的思念终于让她心碎。尽管我们已经几年没
见，我依然看得见她留在我心里的那颗眼泪。
我在西电六年半的学习和生活也许是一生中最珍贵的，叫我怎能不爱西电。
两年前我回西电，惊奇地发现校园里房前屋后长满了待收割的小麦！这所大学
是从事电子科技的，种小麦干啥呀？
朱总理曾讲过：“目前国家粮食充足，再来三年自然灾害也不怕。”现在国泰
民安，似乎用不着“深挖洞，广积粮”吧。我素知西电提倡勤俭节约、自力更生，
但与其种小麦还不如种蔬菜呢。
老同学告诉我，种小麦是为了应付“211”工程（为21世纪选拔100所重点大
学）的检查团，因为“211”工程有较高的绿化指标。偏偏检查赶在冬天，那时的
西北极难长草。西电本来就人多地少，地上一长草马上就会被谈恋爱的学生给折磨
死。一到冬天，整个校园就光秃秃一片。用小麦绿化校园可谓千古绝笔，检查团的
那些权贵人士早已五谷不分，岂知所见的“草坪”乃是麦田。
浙江大学依山而傍西湖，是个美丽而高贵的大学。1997年春天，我就象干儿子
那样挤进她的怀抱，并期望得到关爱。我到了向往已久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
（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读博士学位。导师是石教英教授，石老师虽然年过六
旬，但精力充沛，红光满面，施拉普纳不及他半分精神。
我幸福地幻想着大干一番自己喜爱的专业，并计划在35岁左右成为实验室主
任。开学的第一天，我兴冲冲地奔向实验室。进门不到5分钟，就因不懂规矩被看
门的年青女子训了几次。为了不再冒犯规矩，我就老老实实地抓起一份计算机报纸
并且站着阅读，心想这下不得罪谁了吧！
突然一个气得脸色铁青的男人（机房管理员之一）对我断喝：“你在干什么！
你怎么可以不经允许就翻看别人的报纸！”似乎我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无耻的人。
我就象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飘飘然地去拥抱梦中情人，不料迎来两个耳光，此
下场比《猫和老鼠》中的猫还惨。如果这两个年轻人有幸看到我这篇文章，应该好
好悔过自新，她与他的工作态度打击过数十个学生的积极性。我本是因为向往
CAD&CG实验室而来的，得到的却是极坏的第一印象。
不出几日，我就发现实验室里人们大多轻言寡语、小心翼翼、井水不犯河水。
初到此实验室的北方同学极为迷惑地问我：“你们浙江人是不是都这个德性？我看
你不太象嘛。”
我颇费周折地考入CAD&CG实验室，却尚未热身就全力而退，决心自立门户。至
今我都没有用实验室的计算机编过一行程序。
刚读博时我穷困潦倒，只有一床，一盆，一壶，一碗。我那些穷朋友们象挤牙
膏一样挤一些钱资肋我。我买了一台计算机，在宿舍里开发软件产品“可视化软件
开发工具VA4.0”。1997年8月，我去北京参加首届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软件展示，
路费也是借的。同学为我壮胆时说：“如果不能获奖，就回到实验室干活吧。”
我说一定会拿第一名，不然去干啥。
在软件展示时，我们发现很多好的作品是国家的科研项目，根本不是学生个人
的作品，违背了竞赛的宗旨。如果允许这样做的话，我应该运几条生产线过来。我
写了一份抗议书，找了十几个人签名（很多人感恨而不敢签）。但抗议能顶屁用，
我参加过的科技竞赛、见过的科研鉴定多了，哪一次我没看到虚假？我写抗议书是
因为眼里容不得沙子。如果我的专业是政治，早就坐牢去了。
这次竞赛选出十个“软件明星”，只有我的软件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的项目值得
一看。他的项目水平很高，但那不是他个人的作品（评委甚至认识他的导师，知道
项目的来龙去脉）。综合诸多因素，我的作品被评为第一，他的项目被评为第二。
组委会来拍电视，可是找不到浙江大学的展板。因为浙江大学没有任何准备，我是
一个人来的，我的作品夹在杭电的作品之中，没名没姓。我只好从塑料袋上剪下
“浙江大学”四个字，贴在展板上撑撑门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大学就一直在浙江大学头上“作威作福”，我好歹也
争了一口气。可是颁奖时，组委会竟按地方顺序从北京念起，我沦落到第七，差点
咽气。
我曾在上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与一位北京来的旅客聊天，此公极健谈。似乎他
到上海旅游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掘北京的优越性。见我挂着浙江大学的红色校徽，且
对清华、北大并不神往，不禁十分迷惑，就问：“浙江大学在浦东还是浦西？我要
去看看。”
北京已经是极度优越了，那里的处长局长比我见过的土豆还多。就请不要把什
么鸡毛蒜皮的好东西都拿走，给我们留点希望吧。
1997年11月，在穷得快挨饿的时候，我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特等
奖（全国共20名，奖金1万元），到人民大会堂领奖。给我们出钱的是一个靠资本
运作发财的集团，在宴会前，该集团领导人和我们座谈，他什么不好吹偏偏吹自己
是个高科技企业：“我们主要从事生物工程，几年前就掌握了克隆技术，英国的
‘克隆羊’简直是小菜一碟。……我们在东北有个农场，新品种的小麦长得比人还
高，麦粒跟葡萄一样大，你们不久都会喝到用这种小麦酿的啤酒。……我如果去美
国炒个总统，那就跟玩似得。”
我们几个获奖的博士生吃饱喝足、拿了钱后，关起门来把那个老板臭骂一通，
扬长而归。别以为给钱就能让我们说好话！
刚拿了“跨世纪发展基金”，又马上获得“浙江省青少年英才奖”，浙江大学
也给我发奖学金。比起那些一个月只有300元工资的博士生们，我简直是“暴
富”。还了朋友们给我的“救济款”后，仍然是个“富翁”。我老是觉得手头的钱
是抢劫来的，心里不踏实。于是找浙江大学校团委“诉苦”，请校团委把我的“不
义之财”捐给浙大的贫困学生。校团委的老师热情而坦诚，说愿意等我成为真正的
富翁时再接受捐款，现在不能让我“杀鸡取卵”。但为了能让我表达心意，建议我
资助“希望工程”的中学生，让我选了5个初一的学生，每个学生500元。我轻浮地
以为自己真的帮助了5个中学生，直到1998年暑假我见到了其中的一个中学生，才
发现自己做的好事只不过杯水车薪而已。我是到了自己贫困失意时才真正去帮助那
些孩子的。
在1997年，我在学生时期的荣誉已登峰造极，觉得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不想
再混下去。我总以为自己是第二个史玉柱，应该开个软件公司来振兴民族软件产
业。我曾到东软集团（沈阳）参加“民族软件产业青年论坛”，大不咧咧地作了一
次演讲（现在发现演讲的内容没有一项是可以操作的）。杭州有一个记者来采访
我，我谈了一天的理想，记者还是没听明白，干脆自己写新闻报道，并且含蓄地做
了一个广告：万事俱备，只待投资。
由于我能说会道，频频上电视，引来近10个投资者。我选择了一位年龄比我大
一倍、非常精明的商人作合伙人，成立了“杭州临境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彼时，
我可谓光芒四射，名片上印着“以振兴民族软件产业为已任，做真实、正直、优秀
的科技人员。”浙江大学想开除我，被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安抚住。
我当时想开发一套名为Soft3D的图形系统，此系统下至开发工具，上至应用软
件，无所不包。公司名字起为“临境”有两个含义：一是表示身临其境，这是我对
图形技术的追求；二是表示快到了与SGI公司称兄道弟的境界，这是我对事业的追
求。“临境”这个名字我在读本科时就已经想好了，1997年底公司成立的那一天，
我有一种“媳妇熬成婆”的悲壮感觉。
我从实验室挖来一位聪明绝顶的硕士生做技术伙伴。他叫周昆，年龄很小
（1978年出生），研究能力极强。如果按照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毕业的论文要
求，他入学读硕士的那一天就可以博士毕业。周昆的头明显比我的大，估计其脑容
量至少是我1.5倍。我曾经以师兄的身份为他洗过一双袜子，他因此觉得我是个好
人。我俩一拍即合，常常为Soft3D的设计方案自我倾倒。一想到Microsoft公司的
二维Windows系统即将被Soft3D打击得狼狈不堪时，我们就乐不可支，冲劲十足。
我已经把“振兴民族软件产业”列入日程，并且提前担忧将来钱挣得太多用不
完该怎么办。1998年5月份，我们做了一套既不是科研又不全象商品的软件。软件
产品宣传了几个月，并没有出现订单如潮、接应不暇的局面（事实上压根就没有反
应）。我意识到没有找对市场，但仍觉得产品中的一些技术很有价值，将它改装成
其它软件也许能开创“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新局面。
于是我向只有一面之缘尚在北大方正工作的周鸿一求助。他是真正的软件高
手，当我小心翼翼地展示约10万行C++代码的软件时，他竟在十几分钟内就指出多
处重大的设计错误，使我目瞪口呆地意识到整个软件系统的价值为零。那种心痛
啊，就象眼睁睁看着孩子被狼吃掉一样。
到1998年10月，我用光了30万元资金。周鸿一再一次从北京飞到杭州，三下五
除二替我把只活了一年的公司给关闭掉。他放心不下，觉得我“恶病需用猛药
补”，于是意犹未尽地把我捉到北大方正插在他管辖的部门，让我学习怎样做事
情。
北京寒冷的冬天可以营造一种凄凉的气氛，冲去一切可以自我原谅的借口。我
并不是太爱虚荣的人，知道这次失败是我的毛病积累到一定水准忍不住喷发出来的
结果。我绝不能以年纪尚轻不太懂市场与管理为理由轻率地敷衍过去。
从北大方正“劳改”了两个月回来，我心服口服地承认失败了。我把察觉到的
数十个毛病列出来，日后一个一个克服掉。我写的《软件工程思想》一书，大部分
内容取自我开公司失败的教训录。我现在能客观地从可行性分析角度说明我和投资
方所犯的主要错误，以祭我那幼年夭折的软件公司。
我的主要错误：
（1）年青气盛，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想一下子做成石破天惊的事。我的
设计方案技术难度很大（有一些是热门的研究课题），只有30万元资金的小公司根
本没有财力与技术力量去做这种事。分析经济与技术可行性，即可否定我的设计方
案。
（2）我以技术为中心而没有以市场为中心去做产品，以为自己喜欢的软件别
人也一定喜欢。我涉足的是在国内尚不成气候的市场，我无法估计这市场有多大，
人们到底要什么。伙伴们跟着我瞎忙乎一整年，结果做出一个洋洋洒洒没人要的软
件。分析市场可行性也可以否定我的设计方案。
（3）我做到了“真实、正直”，但并没有达到优秀的程度。我曾得到很多炫
目的荣誉，但学生时代的荣誉只是一种鼓励，并不是对我才能和事业的确认。正因
为我不够优秀，学识浅薄，加上没有更高水平的人指点我，才会把事情搞砸了。
投资方的主要错误：
（1）投资方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把我的设计方案交给美国的一个软件公司分
析，结论是否定的。但他觉得我这个人很有利用价值，希望可以做成功其它事情，
即使Soft3D软件做不成功，只要挣到钱就行。这种赌博心态使得正确的可行性分析
变得毫无价值。
（2）由于我不懂商业，又象所有单纯的学生那样容易相信别人。他让我写下
了不公正的合同，我竟然向他借钱买下本来就属于我的30%技术股份。他名为投资
方，实质上双方各出了一半的资金（他出51%，我出49%）。他在明知Soft3D软件不
能成功的情况下，却为了占我的便宜而丧失了应有的精明，最终导致双方都损失。
关闭公司时，他搬走了所有的固定财产。我明明投入了技术，又亏了15万元，
却一无所得。几个月后当我意识到不公平而找他协商时，他说：“只能怨你自己愚
蠢，读到博士，连张合同都看不懂。”我觉得自己在此事上虽愚但不蠢，真实、正
直的品质加上不懈的努力会让我变得有智慧。自己的奋斗没什么可以后悔的，学到
的远比失去的多，下一次会做得更好。
公司关闭后，我就面壁反省，补习基础，准备为几年之后“东山再起”养精蓄
锐。
1999年1月，有一个民营企业家G先生向我请教一个问题：“我给一个年轻人投
资了100万元，建立一家从事环保信息应用开发的软件公司。他曾许诺一年内创利
润上千万元，可是才过去5个月，他就把100万元用完了，什么也没挣到。我实在不
明白是怎么回事，请你帮我分析分析。”
这位G先生年龄有我的2.5倍，曾在西北当过几十年的技术兵，性格豪爽。他投
资的那个年轻人叫Y（以下称Y经理），自称有英国的管理学文凭，能对公司的市
场、技术、管理一把抓。G先生喜欢说“钱我没问题”，于是想也不想就投了100万
元，并且给Y经理40%的股份。
G先生请Y经理到家里座谈。我那时突然狡猾起来，自称是G先生的远房亲戚，
在浙大读半导体物理，特羡慕那些做软件的同龄人，渴望听听Y经理的高见。Y经理
果然信口开河，滔滔不绝，连绵不断，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激动地想
去参观他的公司和产品，并表示要抛弃物理专业，立马转向软件专业。
Y经理得意而笑：“对于IT行业你就不懂了，我们经营的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产
品，这是国外最先进的思想。你可以来参观我的公司，但你看不到具体的东西，只
能用心去领会。”
这屁话比曹元朗的诗还臭（《围城》）。我搞软件只有8年功夫，说我不懂IT
行业并不过分。可我读了10年大学都没听到过如此“先进”的思想。如果这是英国
管理学教育的成果，我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衰败的真
正原因，有必要找英国首相切磋一番。
我对G先生说：“Y经理根本不懂技术，为人极其浮夸。应马上关闭公司，以绝
后患。那100万元你也亏得起，就买个教训吧。”
G先生说：“钱我没问题，那100万元就算我在澳门赌博输掉了。”
1999年5月，G先生又来找我请教另一个问题。
他说：“小林啊，你上次说得很有道理，我接受了教训。”
我说：“那是好事，不论年龄大小，知错就改总是好孩子嘛。”
他叹了一口气：“最近几个月，Y经理又花了我100万元。”
我当时差点给噎死，气凶凶地训G先生：“我早跟你讲过，Y经理不是好东西，
叫你关闭公司你不听，你老说钱没问题，亏你200万元活该。”
老先生象犯了错误的小孩子：“Y经理每一次向我要钱时，都***胸脯保证下
个月就有利润，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掏钱给他，希望能救活软件公司。现在该
怎么办？”
一个有20名职员的软件公司，程序员只有三四个，连“十羊九牧”都不如。
200万元的财务报表中，有100多万元用于吃喝玩乐和行贿。这种公司完全无药可
救。台湾作家李敖曾说过：“当你没法扶一个人上马时，也许应该拉他下马”。从
5月份到8月份，我行侠仗义，替G先生清理软件公司，根除Y经理这些败类。
可是难哪，因为G先生投资的公司根本不把G先生放在眼里，又岂能让我插手。
就在我想方设法卡住Y经理的脖子时，Y经理总能从G先生那里挖出钱。G先生就象被
吸血鬼附身，却仍存幻想：“如果吸血鬼能治好我的病，就让它再吸些血吧。”
Y经理又和一个来自深圳的骗子H想了注意，教唆G先生再投资100万元新建一个
“指纹”公司，说利润将比开发环保信息的应用开发更加可观（估计要用亿来度
量）。就在他们准备签合同之际，我偶尔路过，发现异常，便强行阻止。
G先生是个好人，但太顽固。好几次我气极想撒手不管，但又不忍心好人被坏
人欺负。我曾请求G先生：“我求您别再说钱没有问题，您的私人财产会被人骗
光。请让我把这漏洞堵住吧，好让我安心地回学校做完博士学位论文。”
到8月份，我和G先生的两个儿子，伙同“黑社会”的朋友，强行把那个软件公
司搬回G先生的工厂中，辞退所有员工。现在那个软件公司被别人接管，仍然半死
不活，好在每月亏损不过几万元，G先生承受得起，我就不再去碰G先生的伤疤。
我以前从未玩过与人勾心斗角的游戏，此三个月的经历让我疲惫不堪。那个软
件公司的员工曾透露，Y经理的英国文凭大约是在上海或杭州某个大专培训班里混
来的。方鸿渐买美国克莱顿大学博士文凭尚知羞耻（《围城》），而Y经理却趾高
气扬。害得我平白无故为英国教育界担心，回想起英国鬼子曾打劫过中国，倍感耻
辱。
G先生是正人君子，不防小人，实在不是现代的商人。我和他成了忘年交。G先
生第一次见到我时问我工资几何，我答曰：“300元，够买几本书。”G先生甚为着
急：“这样的条件怎么能生活？你就搬到我家来住吧，我家条件好，你可以安心地
学习，将来可为国家多作贡献。”后来他几次相邀，我就看在国家的份上住入他
家，一直住到博士毕业。自从读中学以来，我第一次享受食来张口，不用洗衣服的
奢侈。唯一的麻烦是我得向很多朋友解释：“我不是被别人养起来了，是为了国家
的利益，不得已才这么做的。G先生是男的不是女的，并且没有待出嫁的女儿。”
我在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经历有点奇特。我遗憾的是“真才实学”没有长
进，并且没有了在西电那样的纯真友情和缠绵爱情。略为欣慰的是我做了几件感人
的事。
我很想讲一讲自己参加希望工程的经历与感受。
1998年暑假，浙江省云和县梅源中学的老师们带希望班几名优秀学生来到浙江
大学，其中有受我资助的何晓丽同学。我才知道初中学生一个学期的学杂费就要
600元。何晓丽哭诉下学期不能再上学，其它的学生处境相似。我以前资助的2000
元是5个人3年平均分派的，根本不起作用。
那时侯，公司倒闭使我债务累累，并且自信心遭受十年来最大的打击。我在入
不敷出、心事重重的情况下，没有推卸义务，而是“变本加厉”的去尽这个义务。
我在西电的好朋友史江一替我“接管”了一个中学生。有一个小姐追求我，我乘机
给她一个活生生的“见面礼”。1999年7月份，我把工资卡送给了一个大学生，自
己成了无产阶级。从1997年11月起到我博士毕业期间，我直接或间接地为7个贫困
学生捐助了约1万元。我有了几点感受：
（1）对人的帮助莫过于给予希望。
（2）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帮助比自己更困难的人，哪怕自己处于困境。
（3）帮助是要负责任的，一定要设法做成有意义的结果。不负责任的帮助就
是“施舍”。“施舍”缺乏诚意，不配称为“帮助”。
不少人曾对我说：“你是做大事的人，不要在小事上浪费精力，更不要为了别
人而害了自己。”
很多人总以为自己将来是伟大人物而不愿做小事，从而到死也没做成什么有价
值的事。也有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后再去帮助别人，无论他最终成功还是失败，一
辈子也没有帮助过人。还有很多人略有权势或略有名气后，便觉得自己吃喝玩乐、
放屁、上厕所都是重要的事，在他们最能够帮助人的时候却以“太忙”“没空”为
理由不去做好事。
我也在忙碌、在奋斗，也渴望成为伟大人物，但我希望让有意义的小事充实一
生。
我还要讲另一件我常干的小事。
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保留了随地扔垃圾的“风俗习惯”，这恶习就象脚气那
样虽然不致人于死地，但能遗臭万年。即便象浙江大学这等典雅的地方，你都经常
可以看见草坪、校门口的废纸、果皮、塑料袋，垃圾就如同天使脸上的一砣狗屎那
样鲜艳，人们竟然无动于衷。我记不请自己多少次当众、当道捡垃圾，可是几年来
我都没有在大学里发现第二个做这种事的人。
我很想对所有的教授、博士、硕士、学士们讲句话：“救人并不只是医生干的
事，保护环境也不只是清洁工干的事。只要你多花几秒钟，弯几次腰，就能让环境
更加清洁，让心灵更加清洁。我们不必个个道貌岸然，但至少应该做到‘读书明
理’。”
那些正在追我和将要追我的小姐们，你多捡一次垃圾就多一份希望，你丢一次
垃圾就不再有希望。
我这样喋喋不休地讲“希望工程”和“捡垃圾”，并不是在沽名钓誉，也不是
在布道，只是希望我这些“金玉良言”能触动更多的自以为自己是高素质的人们。
我在浙大有一个值得怀念的人，她是管宿舍楼的大妈。在1999年1月至5月，我
在博士生宿舍静心修炼内功，大妈就象我的“护法”。晚上九点钟时，她就会烧些
东西给我吃。我和大妈非亲非故，同学们都不明白大妈为什么待我好。我想那是因
为我没把自己当成“博士”来看，而是当成“人”来看。
5月份后，我看在国家的份上搬到一个千万富翁家里去住，大妈也调到“熊猫
馆”当掌门人。我一般隔几个月去看望大妈一次，中秋节我就和她在一起。朋友们
知道我和大妈有这层关系，就纷纷托大妈物色女朋友。
大妈果然称职，她就象特务那样审视大楼里的女生。可大妈毕竟是大妈，她采
用的“标准”是几十年前的版本，无法与现今的兼容。她盯住了不该盯的，却漏掉
了不该漏的，至今都未“推销”成功一个。
这件事让我又明白了一个软件工程道理：光有完善的数据库还不够，还应该提
供很好的搜索引擎。
我相信生活、科学、艺术中的很多道理是相通的，于是就不嫌人笑，写下《软
件工程思想》这本书，并写下了十年来的故事，交最后一次作业。
大学十年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现在可以打上漂亮的句号了。尽管我即
将告别大学，但我会终生学习。也许我成不了天才，但还有机会成为天才的爸爸。
我想大声呼喊出那种可以用双手把握未来的自豪。
我要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两句肺腑之言：
一、主动去创造环境，否则你无法设计人生。
二、生活和工作要充满激情，否则你无法体会到淋漓尽致的欢乐与痛苦。
如果我碰到上帝，只会对他说一句话：“你看厕所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