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沥青道路上嵌入传感器以实时收集路况和停车信息，打开手机应用程序实时掌握建筑物中ＰＭ２．５数据，房间中的智能控制系统可对人体进行定位并调节出一个保温保湿的特定区域……
上述这些，都是“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细节。在６日举行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第二十八次会议”上，与会“高参”们认为，建设智慧城市不是为了追赶时尚和ＧＤＰ，而是为了破解城市化发展难题，提升城市生活质量，让所有市民感受到政策红利，并有机会全面参与到变革中来。
在咨询会议上，４０余位跨国公司负责人围绕“互联网时代的上海可持续发展”主题，既带来了全球智慧城市建设的诸多精彩实践案例，又在这个一年一度的上海市长“朋友圈”舞台上，与中国城市管理者们一同思考智慧城市建设的方向和定位。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罗伯特·莫里茨指出，智慧城市的内涵是基于数据的收集、管理和分析。数字时代的社会红利之一，是让普通市民更便利地获取公共服务信息，智慧城市建设需要鼓励市民的积极参与。
在罗伯特·莫里茨看来，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国际化的大都市，但和伦敦、纽约、旧金山、东京等城市相比，仍缺乏软硬件来吸引和留住有能力造就科技繁荣的顶尖人才。这就要求上海在未来智慧城市建设中，应更多地将生产总值（ＧＤＰ）以外的若干因素纳入考虑范围，特别是直面城市发展中的“痛点”，包括人口压力、医疗和教育资源供给、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
罗伯特·莫里茨说，中国政府提出的“互联网＋”战略不仅仅是为了ＧＤＰ，更是为了优化社会发展。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设应对超越ＧＤＰ层面的指标予以重视和完善，从而汇集起企业家和科技创新者的力量，让所有市民感受到政策红利，并有机会全面参与到变革中来。
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总经理维沙尔·西卡认为，一个真正的智慧城市不仅拥有发达的交通和通信网络，还应该拥有一个大脑，即可以与各类政府部门交互的硬件和软件集群，人与店铺、餐厅、汽车以及政府可以敏捷、方便地互联。“因此，上海应对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进行重新思考”。
维沙尔·西卡建议，如果上海能将所有许可的申请移至“线上”，并运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提升市政服务，着手对安全、许可、废弃物清理、能源提供、输水线路进行自动化升级，同时降低新兴企业的准入门槛，打造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鼓励企业在上海试验新的业务模式，则可抓住智慧城市建设的“牛鼻子”，顺应居民对智慧城市的期望。
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道格拉斯·斯廷兰认为，现代社会已越来越深地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变革将带来巨大的文化变革，需处理好责任、道德和隐私的关系。智慧城市实施初期，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失业、隐私权和网络安全的风险。
施耐德电气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让－帕斯卡尔·特里夸尔建议，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对大数据实施更高水平保护。上海可以率先制定关于收集信息和保护隐私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并不断提高信息科技、电信、国家电网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伸缩性。
宏利金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唐纳德·古洛伊恩同样认为，在智慧城市的大数据建设和数据共享方面，应特别注意保护消费者和企业免遭网卡欺诈、身份盗窃和黑客攻击，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则以回应普通大众对数据使用和消费许可方面的合理担忧。
据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最高顾问小岛顺彦介绍，目前，智慧城市建设正在世界各地进行实验论证。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前后，智慧城市将率先在发达国家进入实施阶段，到２０２５年逐步在新兴国家开展。
在小岛顺彦看来，如果上海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取得实质进展乃至成功，“对存在同样问题的亚洲城市以及未来发展空间巨大的非洲城市来说，都可成为先进的示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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